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秘书学系  何薇

广州由于有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使得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与内地一些省市相比，得风气之先。1915年9月，当一场启封建之蒙，催促青春中国诞生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后，广州地区也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中，认真研究和学习新思想、新学说，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从日本游学归来的香山县南屏镇北山乡（今珠海市）人杨匏安。

杨匏安，字麟焘，又名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 1896年出生于破落茶商家庭，在受过旧式教育母亲陈氏的熏陶下，杨匏安3、4岁便读唐诗宋词，后自称“幼有诗癖”。就读本乡的恭都学堂，毕业后考入两广高等学堂预科。后随堂叔杨章甫赴日本。 1916年杨匏安回国后，在广州时敏中学任国文教师、教务主任兼《广东中华新报》 的记者。《广东中华新报》是当时广州一家规模较大，影响甚广的报刊，以归国留学生为骨干，社长容伯挺是一位富有爱国热情的神州学会成员（我国旅日学生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团体），也是李大创、林伯渠的朋友。当新文化运动狂飊掀起的时候，身处新闻岗位、富有敏锐触觉的杨匏安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为广州地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一、         以倡导研究“青年心理学”和输入“学理”方式，开辟了新文化运动的新领域。

从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是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下进行的，人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封建主义思想体系进行彻底否定和批判上，而杨匏安却独树一帜，以倡导研究“青年心理学”和“输入学理”方式，开拓了一个崭新领域，令人耳目一新。                                                                                                                                                                                                                                                                                                                                                                                                                                                                                                                                                   

巴黎和和会中国外交遭到失败的消息传来后，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怒涛澎湃，席卷全国，广州爱国青年不甘示弱，奋起响应，杨匏安也和时敏中学的师生勇跃投身其中。运动中，他意识到：要正确导向青年运动，了解和掌握青年的心理尤为重要。为此，他写下了《青年心理学》（后改用《青年心理讲话》，并取消分章），于1919年5月21日至6月27日发表在《广东中华新报》，全文15000字，分32次刊登。文章对青年期的界定，首先引用儒家经典《礼》所云：“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室，四十曰强而壮，殆可谓青年期矣。”然后借鉴美国学者山福和德国学者弗嘉斯达对青年期的界定的观点，较为科学提出自己的认识，“定男子青年之期由十四、五岁以至二十五岁；女子长育较早，当在十四岁至二十二、三岁之间，”［1］（P1）这种运用中西结合，“折衷众说”分析问题的方法，在当时浓烈否认儒家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氛围下，无疑独具匠心。并且他指出：“凡属一种方法，苟非先立其研究方法，必难蕲其进步。”［2］（P1）为此，他在吸纳国外许多学者心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角度，较为详尽分析了青年主要的心理特点：有利方面是青年感觉敏锐，思维活跃，想象丰富，有热情，有干劲，奋发向上，有探究精神……不足之处是阅历浅，缺乏经验，容易脱离实际陷入空想，意志薄弱，难以听取别人意见作出轻率的判断，容易意气用事，随众附和而不顾后果……文中还强调心理学在社会实际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由于“青年之接触于社会者，日渐繁賾，故社会心理学，不可不闻。”［3］（P19）他有感于广州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行动，特别是5月30日广州城掀起的冲击推销日货的先施、大新、真光三大公司（为华侨创办）风潮，爱国行动值得赞赏，但过激的方式方法值得商榷，他分析道：“观于社会一切风潮，其发难之始，或以微故，继则一倡百和，遂成不解之纷。”所以正确的引导十分必要，否则很容易造成社会的混乱，“至如政客鼓煽，淆厥是非，群盲之应如响，以致国家扰攘，其祸终无穷已。”［4］（P20）并提请社会关注青年间题，尤其“对于青年之罪过，宜劝诫不宜惩罚”，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青年“以期本性浮躁，不善于思虑，骤遇此责，纵不为暴烈反抗，亦必须闷僵仆，引起其有害身心之举，教育家所当留意者。”［5］（P21－22）

在举国青年爱国运动蓬勃开展时候，人们往往将注意力投向政治运动本身，而杨匏安却以其独到的眼光，关注运动主力军身心，这在当时，我国心理学研究处于胚芽阶段的过程中，确实难能可贵。所以，有学者认为，“杨匏安无疑是中国青年心理学最早的拓荒者”，［6］（P152）其所写的《青年心理学》不失为新文化的一篇拓荒之作。

杨匏安在研究青年心理学的同时，认真问津西方的美学，从1919年6月28日起，《广东中华新报》，新辟了一个专栏—《通俗大学校》，“专载百科学术，思潮常识”，杨匏安充分利用此阵地，撰写了近30000万字的《美学拾零》，这是一篇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美学思潮的文章。1919年6月28日至10月18日，刊载79天，逐一译述了“美学之父”鲍姆嘉登、美学大师伯拉图、唐格、黑格尔、康德、哈特曼等10多人的美学思想。杨匏安并非我国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第一人，但却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人。在此之前，王国维、蔡元培等学者曾对西方美学作过介绍，但仅限对叔本华、康德、尼采等几个美学家的美学思想的介绍，人们难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有一个系统、整体的把握，最主要的是人们认识水平局限，所以，“然历时数载，阒寂如故，则吾国斯人之幼稚可知”，鉴于当时情形，杨匏安静心梳理欧美各美学思想，进行比较，弄清其来龙去脉，将其通俗，“以饷读者，是亦灌输之意云尔。”［7］（P23）值得一提的是，杨匏安还及时反馈学术界的新信息、新动向，在《美学拾零》中，以将近1／3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当时国际流行的“哈特曼热”，对哈特曼美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尤能集其大成，以历史为立脚点，而加以新科学之思想，遂成庄严圆密之统系，近代谈美学者，皆宗尚之。”［8］（P50－51）杨匏安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西方美学的译述、对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的介绍，开阔人们的视野，淡化人们的纲常伦理的传统观念，帮助人们确立新的行为模式，培养人们新的审美情趣，唤起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探讨，培养人们近代的民主意识，这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中无疑是独辟蹊径，不仅为广州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也为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初这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二、         关注农民反封建斗争，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开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匏安曾以文学作为他抒发革命理想，宣传革命主张的重要载体。1918年，杨匏安《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若干译作、诗歌和小说，虽然数量有限，但足以窥视到其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他以文学为武器鞭挞社会的黑暗，反映民众的疾苦的勇气。

值得一提的是一篇文言小说《王呆子》，这是至目前为止见到的杨匏安唯一的一篇小说，4000字，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某年天旱歉收，又出现疫情，王呆子的母亲不幸染重症病逝，他家一贫如洗，无以为葬，王父于是硬着头皮向村中恶霸郑氏借贷，郑氏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条件：“贷者但得其数之九，利息则一金每月六分；若固牧猪奴，舍利息之外，吾且以三豕寄养于尔家，至长大之日，同时归责于我”。王父不忍其妇陈尸数日，只好允诺。没想到，瘟疫波及郑氏寄养的动物，王父又急又气，倒地不醒人事。得知消息，郑氏携家丁上门逼债，不仅贷金变本加厉，而且还抢呆子姐姐去顶债，呆子姐姐受尽凌辱，最后被郑氏摧残致死。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面对深重的家仇，呆子却无动于衷，反而对郑氏尊敬有加，“有时路遇郑氏，反多敬礼”，乡亲都十分鄙视他的为人。没想到，后来呆子还心甘情愿到郑氏家做奴仆，对郑氏唯唯诺诺，郑氏见呆子傻气十足，把他当作牲畜使唤。清明节到了，王呆子随郑氏入山扫墓，乘郑氏拜祖的时候，突然举起锄头将恶霸打倒在地，用刀挖出仇人的心肝拜祭他的父亲和姐姐，“涕泣而呼父母阿姊之灵曰：大仇复矣！”［9］（P197－200）之后，他入山作了强盗。在小说末尾，杨匏安感慨到：没有文化，甚至有些傻气的王呆子“忍死含垢，卒推刃仇家，”［10］（P200）之举动出人预料，简直可以和古代的国士豫让、渐离相提并论，“悲且壮矣。”

杨匏安创作《王呆子》的时候，正值胡适、陈独秀鼓吹“文学改革”之际，当时为了传播民主和科学，反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启迪民众的思想，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必须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不仅主张白话文、平民文学，而且主张无产阶级的文学革命。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下，进步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然而当时的文学作品多以反映小资产阶级学生反封建婚姻、反旧礼教为题材，尚未有触及到农村中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问题。

杨匏安的小说《王呆子》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将农民反封建的问题提了出来。在小说中，杨匏安尽情抒发了他对被压迫、被削剥者的同情，以及对旧社会制度和乡村恶势力的愤懑。虽然他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贯以复仇的方式表现，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式和真正的出路，但不可否认他已看到了蕴藏在广大下层农民身上的伟大力量和革命性。这篇小说无疑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五四”前后短篇小说的创作，具有积木的促进作用，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开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评价他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实不为过。

虽然小说仍采用文言文体，但较过去的文言文己有很大的区别。他语言朴实，没有讲陈套话；贴近民众生活，也不避俗语俗字；主题鲜明，思想性强，没有作无病之呻吟，体现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发展观念。特别是其思想内容方面，应该说在五四前期的中国文坛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

杨匏安能以文学作为战斗武器，写出革命文学的作品与他家庭背景、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不无关系。作为破落商人的子弟，父亲早亡，母亲终日为生计劳碌奔忙，使杨匏安从小已体察到社会的炎凉，生活的艰辛，民众的疾苦。母亲自强自立，不受嗟来之食的品性给他深刻的影响。同时，他生活的地域与民族英雄文天祥抗争之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家乡香山相距不远，从小倾听他们的故事，耳濡目染，很早萌发爱国的思想。为寻求生活的出路，杨匏安15岁离家求学，就读两广高等学堂预科，两广高等学堂前身是清洋务派首领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即今广雅中学），这是华南最著名的学府，它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学习氛围浓郁，在这里杨匏安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吸收知识的营养，不仅在文史方面的打下扎实的功底，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毕业后，他返乡在小学任教，因揭发校长贪污而遭诬陷入狱。入狱的经历对他触动很大，使他对黑暗不公的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促使他游学日本，日本期间，虽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但他仍以极大的毅力半工半读，广泛涉猎政治、哲学、经济、文学等方面知识，接触到了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眼界大开，对社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更为关注民众生活，开始探讨和追求社会革命理想。这在他回国后写的诗文中有反映，如一首题为《泛舟》的诗后两句写道：“霸气已沉文物改，云流垂尽管弦凄。天心厌乱人思乐，底事春城尚鼓鼙？”［11］（P205））可见其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纸上。

三、         成为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为广州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立下汗马功劳。

杨匏安对十月革命的成功采取欢呼的态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仅50天，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李宁(即列宁)胜利之原因》的短评，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12］（P 215）从已经发现的文献来看，这是最早站在革命立扬，对十月革命的表明态度。

受世界革命潮流推动，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杨匏安深受鼓舞，在此期间，他不仅身体力行，参与其中，而且实现了他思想的一大飞跃，他在对各种学说认真分析鉴别和对社会现实冷静思考的基础上，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7—12月，杨匏安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发表了41篇共20000多字的文章，分别介绍了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观点，其中包括唯心论、唯物论、实证论、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机械论、宿命论、有神论、一神论、多神论、以及实用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思）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涉及的内容广泛，几乎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方面和各种流派。

在杨匏安的４１篇文章中，最长也是最主要的一篇是《马克斯（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从1919年11月11日起至12月4日共登19次，文章开篇盛赞“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上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视为经典”。［13］（P131）高度评价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充分肯定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杨匏安对何以称科学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阐述：“马氏以唯物的史经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14］（P131）并结合当时国内斗争需要，以通俗浅显的文字，主要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以及阶级斗争学说。

关于唯物的史观，杨匏安明确阐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必须相适应的原理以及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原理，指出“所谓唯物的史观，盖由实在一元论而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傅以革命色彩者也。其历史的根源，不在天之创成，而归之地之生产，以技术及经济的因子，为一切政治及精神上之历史原动；生产上之变化，即历史变化所由起；画分历史上之时期者，生产之手段（器具机械）也；演出社会上之阶级者，生产之形态也；而此种阶级之战争，即人类之历史焉。”［15］（P131－132）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意义“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是“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之社会哲学欤！”［16］（P133）

关于剩余价值，杨匏安以简单的例子予以了解释，“如资本家给劳动者以六小时之工值，而收十二小时之劳动效果，此中有六小时之价值差别，是名‘赢余价值’，仍是劳动者自己所制作，顾资本家攫为已有，盖坐享其成者也。”［17］（P137）劳动者工时愈长，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愈多。在文中杨匏安遣责资本家的贪婪，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种种方法及其罪恶，并揭示：资本家的压迫剥削愈重，工人的反抗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之矛盾之唯一方法”。［18］（P139）

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杨匏安在文章中作了这样的阐述：“马克斯（思）所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因土地共有制度既坏之后，经济的构造，皆建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即经济上利害相反之阶级。其分别则一为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则无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肆其压服掠夺，而一方则受压服掠夺者也。”此两种对立阶级，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杨匏安认为，到资本主义社会 “阶级竞争亦将随此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矣。”［19］（P136－137）

杨匏安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流派进行系统梳理，全面介绍，拓宽了人们的思想空间，为人们搭建了进行清晰比较、理智选择的平台，对广大人民的觉醒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正值无政府主义在广州青年中泛滥，无政府主义它先马克思主义传人广州，很快占据了广州思想理论市场，《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文章的发表，无疑在青年思想中泛起阵阵波澜，文章旗帜鲜明表明信仰、膺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大无畏的精神展示马克思理论的精粹，为广州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广州地区系统地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能成为广东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杨匏安功不可抹。《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与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成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之作。

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仅仅停留研究上，还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广州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他以满腔热忱深入工厂、学校，发表演说，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广九铁路、西村增埗水厂、粤桓电灯公司、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等都留下他足迹，他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成为人民革命的运动的指导思想，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后来，成为广东共产党组织骨干的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周文雍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过他思想的熏陶。

历史上有“北有李大钊，南有杨匏安”之说，充分反映了人们对杨匏安在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的敬仰和怀念。